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達陜北。 在隨后的一年多里，毛澤東利用比較穩定的形勢，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的經驗，寫了兩個重要的文案。 一是1935年12月發表的《關于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系統地處理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的政治路線上的問題。 一個是1936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術問題》，系統地證明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術相關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術問題》第五章戰略防御中，毛澤東指出積極防御又稱攻勢防御或決戰防御。 消極防御，又稱專守防御，或單純防御。 消極防御實際上是假防御，積極防御才是真正的防御，為反攻和進攻而防御。 基本上是承認積極防御，反對消極防御。 這實際上指出了中國革命戰爭必須實行積極防御的戰術方針。

中國革命的這一正確戰術方針，并不是從一開始就確定的，而是在非常殘酷的戰爭實踐中逐步總結出來的，并未被廣泛接受，尤其是在正反兩面經驗教訓深刻的對象中，更是歷經紅軍第五次圍剿失敗后的慘痛教訓。

戰術防御問題成為紅軍作戰中最多、最復雜、最重要的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使用什么樣的戰術戰略，一方面遵循軍事戰爭的通常規律，另一方面更根本上取決于中國革命戰爭的優越性。 防御和進攻是戰斗中的兩種重要形式。 但是，在中國革命戰爭中，防御問題不僅僅是戰斗的問題，而是戰術的問題，這是由中國革命的優越性決定的。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術問題》中解體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四大優勢，其中一個重要優勢是敵人強，我弱。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存實力、積蓄力量是主要的問題。

大革命失敗之初，中國共產黨對這個問題認識不深，片面強調攻擊，否定必要的退卻和迂回。 廣州起義的失敗就是一個例子。

1927年12月，中國共產黨發動廣州起義，占領廣州大部分市區，成立蘇聯政府。 由于敵我力量懸殊，起義軍無法守住廣州。 起義當天晚上，起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葉挺主張在廣東軍隊主力返回廣州之前，將起義軍撤出廣州。 這個正確的意見遭到了共產主義國家代表諾爾曼的反對。 諾爾曼認為起義只能以城市為中心，進攻、進攻、再進攻、退卻都是動蕩不安的。

結果起義軍沒能馬上退出廣州，遭到粵系軍閥張發奎等部的瘋狂反擊。 起義軍進行了頑強的斗爭，但最終寡不敵眾，在起義的第三天敗北。 起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張太雷和許多起義者英勇犧牲。

這種無視防御的思想，也與對革命形勢的過度樂觀估計和急于占領中心城市的指導思想有關。

相反，在秋收起義部隊進攻長沙嚴重受挫后，毛澤東果斷改變計劃，將起義軍南遷，踏入敵人統治力較弱的農村山區。 通過這種必要的退卻和迂回，紅軍保存了力量，為今后的快速發展進一步開辟了井岡山革命的根據地，實現了更好的對敵打擊，創造了條件。

試想，如果當時秋收起義部隊多次進攻長沙的計劃，與強大的敵人果敢作戰，其結果也必然會遭到慘痛的失敗，而沒有之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開拓和革命力量的不斷快速發展。

因此，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術問題》中總結說:“首先，嚴重的問題是，如何留力，等待擊敗敵人。” 所以，戰術防御問題成為紅軍作戰中最多、最復雜、最重要的問題。 敵我已經處于軍事對抗之中，而且敵人很有特點。 在被敵人壓迫的時候，革命黨人也不應該采取防御手段。 這么想的話，那是第一號笨蛋。

戰術退卻的全部作用在于轉入反攻

必要的戰術退卻，不僅在開展武裝起義、開拓根據地時非常必要，在打破敵人包圍破壞、鞏固根據地時也是必要的，是比較有效的方針。 在紅軍的反圍剿斗爭的正反兩方面的實踐中，已經充分說明了這幾個方面。

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戰術退卻方針表現為引誘敵人深入的口號。 從1930年冬到1931年秋，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引誘敵人進入紅色地區，疲憊地將其殲滅，進行了三次勝利的圍剿斗爭。

在四川省革命根據地，戰術退卻方針表現為收緊陣地的口號。 1933年、1934年，紅四方面軍在徐前等人的指揮下，采取了收緊陣地的方針，取得了反三路圍攻和反六路圍攻的勝利。

當然，也有毛澤東提到的1932年鄂豫皖邊區反圍剿失利的例子。

1932年7月，蔣介石動員了約30萬軍隊，開始了對鄂豫皖邊區的第四次圍剿。 迄今為止，紅四方面軍在黃安、商況送、蘇家口、潢光四戰中持續取得較大勝利，主力和地方部隊均有較大快速發展。 張國燾被認為為勝利而頭疼，國民黨軍隊已經成為偏師，無論動員什么樣的部隊都經不起紅軍的一擊。 于是，他盲目輕視敵人，不做任何圍剿的準備，多次重復所謂不停頓的進攻戰術，結果在作戰一開始就陷入被動，失去了措施充裕的能力，最終被迫放棄根據地向西移動。

這樣，不執行必要的戰術退卻方針的根本原因之一，還是由于對敵人強、己方弱這一中國革命戰爭的重要優勢沒有充分的認識，盲目樂觀，缺乏準備。

相反，毛澤東強調的積極戰術方針的第一步——戰術退卻，不僅僅是害怕退讓，而是避開敵人的前線，留足力量，然后尋找戰斗機。 毛澤東認為，在敵人強、己方弱的情況下，不執行必要的戰術退讓，胡亂消耗，就像乞丐和龍王比寶一樣，是不合適的。

暫時的戰術退卻也不是只是等待，什么也不做，而是要積極準備，積攢力量。 包括收集敵方政治、軍事、財政、輿論等信息，政治動員，招募新兵，準備財政和糧食，處置政治異己分子等。 在戰術退卻之初，干部群眾由于沒有經驗，往往暫時不相信退卻的必要性。 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強調要做好說服干部群眾的工作。 這也是工作準備的重要方面。

而且，戰術退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反攻和消滅敵人的必要手段。 毛澤東強調“戰術退卻的目的是保存軍事力量，做好反擊的準備”。 戰術后退到一定程度，客觀條件不利于敵人，敵我力量發生變化時，應該積極準備反擊，集中兵力消滅敵人的一條路或者一條路。 當敵人被要求沖破圍攻，轉入防守時，紅軍必須及時進攻，擴大戰果，為敵人新的圍剿創造條件。 毛澤東積極防御又稱攻勢防御，其含義就在于此。

毛澤東: (一)積極援助紅軍人民； (二)有利作戰陣地(三)紅軍主力全部集中(四)發現敵人薄弱環節(五)使敵人疲憊沮喪(六)使敵人產生過失。

毛澤東主張，只有滿足至少兩個以上的條件，才能對我有利，對敵人不利，把自己變成反攻。

毛澤東認為，進攻是戰爭的重要手段，防御也是戰爭中不可缺少的手段。 毛澤東不反對攻擊，但反對盲目攻擊。 他強調的戰術退卻，目的是為進攻創造更好的條件。 正如他自己所說，戰術退卻的所有作用都是轉入反攻，戰術退卻只是戰術防御的第一階段。 戰術整體決定的關鍵在于與之相伴的反攻階段能否取勝。

消極防御實際上是假防御

積極防御是攻勢防御，最終是進攻的防御，是真正的防御。 與積極防御相反的是消極防御。 毛澤東認為，消極防御是單純的防御、專守防衛。 消極防御不是為了進攻，而是單純的防守，最終達不到防守的目的，所以是假防御。 消極防御的典型例子是在第五次圍攻期間，臨時中央的錯誤戰術方針。

為了開始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蔣介石做了半年多方面的準備，調集了一百萬軍隊，就任總司令。 盡管如此，紅軍每一次正確估計形勢，利用有利條件，采取積極防御的方針，揚長避短，在運動中殲滅敵人，都有可能打破這次包圍破壞。 但是，此時毛澤東已經離開紅軍領導崗位，臨時中央直接領導了這場反圍剿斗爭，采取了一系列錯誤的戰術方針。

首先，在敵人著力準備圍攻的時候，臨時中央沒有積極積蓄力量迎戰，而是采取了錯誤的分兵戰術。 1933年6月，臨時中央提出分離紅一方面軍主力的作戰，一部分在撫河、贛江之間戰斗，一部分進入福建省進行作戰，沿兩個戰術方向全線出擊，獲勝，奪取中心城市。 在國民黨方面精心準備、軍事力量占優勢的情況下，這一兩拳打人的錯誤戰術，失去了備戰的寶貴時間，失去了主動權。

其次，在敵人進攻初期，臨時中央采取了在國門外防御敵人的錯誤戰術。 中央暫時放棄了過去幾次反圍剿斗爭中比較有效的積極防御方針，采取軍事冒險主義的方針，實行先發制人不砸壇罐、不丟寸土六路分兵、不讓敵人蹂躪一寸蘇區土地的方針，要求紅軍在根據地外消滅敵人。 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條件下，這場外線作戰無異于用雞蛋打石。 果然，從1933年9月下旬到11月中旬，紅軍用外線連續戰斗了近兩個月，但沒有比較有效地消滅敵人，反而遭受了巨大的損失，陷入了被動地位。

再次，在進攻作戰幾次受挫的情況下，臨時中央又采取了錯誤的短命出擊的戰略。 這大致上是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提出的。 這個戰略大體上是強迫裝備不好的紅軍，和用新武器裝備的國民黨軍隊打正規戰、陣地戰、堡壘戰，和敵人打消耗戰。 這無異于用紅軍的短對付國民黨軍隊的長，實際上是消極的防御方針。 結果，圍剿成為不可能，紅軍只能離開根據地開始長征。

可以看出，與積極防御方針相比，消極防御方針在戰爭前認真準備，不積蓄力量，不執行戰爭一開始所需的戰術退卻，不觀察戰爭中揚長避短、兵力集中、運動戰、戰斗戰斗戰斗速決戰、殲滅戰等有利于我的正確戰略。 結果，一定會失敗。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消極防御實際上是假防御。 毛澤東堅決反對這種錯誤的戰術方針。 與在第五次圍剿中采取消極防御方針而失敗的慘痛教訓相比，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術問題》中憤憤不平地說。 “據我所知，無論是有價值的軍事書籍、聰明的軍事家，還是古今東西，無論戰術戰略，都沒有不反對消極防御的。 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傲慢的人，才把消極防御當成了法寶。 但是，世上有這樣的人，做著這樣的事。

積極防御戰術方針的迅速發展

積極防御的戰術思想是在土地革命戰爭中逐漸形成的，是對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深刻把握和經驗的深刻總結。 抗日戰爭時期，積極防御的戰術思想得到了全面貫徹和運用。

解放戰爭期間，積極的防御戰術方針全面迅速發展。 戰爭初期，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根據當時敵我勢力對和政治、軍事、經濟、地理等條件，制定了以內線作戰和殲滅國民黨有生力量為主、保守地方為主的正確戰術方針，在解放軍兵力劣勢的條件下，不斷利用解放區的有利條件，消滅敵人。 在戰術攻擊階段，將全軍明確分為內線兵團和外線兵團，外線兵團的突擊矛頭指向敵人要害和防御力量薄弱的中原地區。 毛澤東還高度概括了人民軍隊20多年的作戰經驗，提出了以集中特色兵力打殲滅戰為核心文案的十大軍事大綱。 這些使積極防御的戰術思想更加成熟和完整。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也采取了持久、積極的防御作戰方針，堅守戰線，大量消耗敵人，贏得并結束了戰爭的勝利，確保了志愿軍在戰爭中的主導權。

美援朝戰爭結束后，中共中央開始思考新中國的國防和軍隊建設方針問題。 1955年5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強調，中國的戰術方針是積極防御，決不搶先。 1956年3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確定，我國國防建設將采取積極防御的戰術方針。

毛澤東關于積極防御的思想和戰術方針，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更加反復、不斷豐富和迅速發展。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說:“我們未來的反侵略戰爭，到底會采取什么樣的方針？ 我贊成的是&lsquo； 積極防御4個文字。 積極防御本身不僅僅是防御，防御有攻擊。

改革開放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提出從快打、大打、核戰爭的準備轉向要點，做好應對局部戰爭的準備。 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事委員會根據國際形勢和軍事斗爭形勢迅速發展的需要，提出了放置于可能發生未來軍事斗爭準備基點的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進入新世紀后，進一步確定了把軍事斗爭的準備基點放在打贏新聞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解放軍軍事戰術指導思想不斷完善。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后，習主席反復強調要認真貫徹新時期積極的軍事戰術方針。 他說。 “軍事斗爭準備是軍隊的基本實踐活動，要扎實，不能馬虎。 準備得越充分，我們就越能在戰術上積極，不戰而屈人之兵。 只有你有準備和實力，人才能不敢輕舉妄動。 積極防御的軍事戰術方針，是由我國社會主義性質和國家根本利益決定的，必須毫不動搖地重復，并豐富和完整積極防御戰術思想的內涵。 中國采取積極防御的軍事戰術方針，不會動不動就武力威嚇，也不會在別人家面前炫耀武力。 炫耀武力不是力量的表現，嚇不倒任何人。

從這些話可以看出，中國人民不會惹麻煩，但也不怕麻煩。 我們不積極侵略別人，但面對侵略，我們堅決維護國家安全。 這也表明，積極防御才是真正的防御，只有做好應對戰爭的充分準備，敵對勢力才能輕舉妄動，我們才能贏得戰術主動權。

本文：《“只有積極防御才是真防御”》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