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研究中的四大歷史謎團”
1975年3月5日,是董必武90歲生日。 生日剛過,董必武的病情突然惡化,他不得不坐飛機從廣州回北京,住進了北京醫院新建的北樓高干病房。 4月2日早上7點58分,患有肝癌的董必武與世界長談,他也是中國共產黨13位代表中最長壽的人。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大召開,各地早期共產黨組織派出的13名代表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大。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 那年中共第一大十三名代表經過漫長的28年革命歲月,有的為革命英勇犧牲,有的中途脫黨,有的成為叛徒、漢奸。 只有董必武和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關于董必武的研究資料是僅次于毛澤東的汗牛充棟,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讓我們重溫一下這位中國共產黨的一大代表和中國共產黨在一系列研究中的歷史之謎。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出生于湖北省黃安縣南街一個清貧、過時的知識分子家里。 他的幼名樂應,輩名賢琮,學名威,字潔疏,號壁伍。 根據以往資料,董必武參加辛亥革命后,將號壁伍改為諧音必武,首次國共合作時,曾化名碧吾的一些書中認為,董必武在從事革命活動后,改為必武。 有些書說,必武是董必武在秘密革命活動后采用的化名,后來董必武實際上以這個名字流傳于世。 仔細查了一下資料,董必武改名是在1903年秋天,這一年董必武才17歲,沒有參加革命,甚至不知道革命是什么。

董必武家的祖先屬于湖北麻城,世代務農,清初董家的一部分移居黃安,到了董必武的六代祖先董之模才進城,開始為孩子入學讀書。 董必武的四叔董基明,才華以黃安聞名,考上秀才后,終身以教師為業,對董必武有影響力,董必武特別欽佩他的才華,認為自己的四叔在歷史章上有獨特之處。 董必武很聰明,1903年考上秀才。

◆湖北省麻城縣張家灣。 895年董必武和父親一起在這里讀書。
1903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在武昌創辦武普通中學堂和文普通中學堂。 武普通中學堂相當于陸軍中學,文普通中學堂為了升入高等學堂學習了普通的各種學科。 董必武決定從戎投筆,1903年秋天報考武普通中學。 在填寫應試名單時,董必武沒有填寫董賢琮,而是按照墻上下士的諧音填寫了董必武三個字,表明他從此將尚武救國作為自己人生的追求。 在這次考試中,董必武的復印件受到主考官的高度評價,體檢時17歲的董必武因為穿著父親的舊襯衫,被誤解為年紀太大沒有被錄取,之后,董必武繼續采用董必武這個名字。

董必武從有抗戰意識的晚清秀才到加入共產黨之間,經歷了一個難以想象的曲折過程。
1、革命黨劉靜庵是他革命的啟蒙老師。 1905年,董必武報考文普通中學,同年11月被錄取,編入第三班。 在武昌學習期間,董必武經常在美國教會圣公會設立的日知會上瀏覽本報。 于是,董必武瀏覽了各種進步的報紙雜志。 當時,日知會的司理是革命黨人劉靜庵。 劉靜庵是湖北潛江有名的高材生,因不滿清王朝的統治,1903年在湖北護軍馬隊第一營當兵,之后秘密成為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的負責人。 由于清政府強行關閉了該處,不得已躲在這里繼續革命活動。 劉靜庵和圣公會會長胡蘭亭借日知會之名,廣泛閱讀國內外各種報紙、雜志、新書籍,組織星期天的演講會,推動反對清政府的革命主張。 不一會兒,武漢革命黨人紛紛聚集在這里。 董必武在這里看到康有為提倡維新運動的書籍和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時,非常贊同他們宣傳的變法圖的強烈討論。 不久董必武認識了劉靜庵,之后思想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劉靜庵介紹他讀《猛回頭》、《警世鐘》,把《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等書介紹給他。

1905年7月至8月,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 大會推舉孫中山為首相,確立了清除韃靼人戰俘、恢復中華、創立民國。 作為同盟會的革命宗旨,采用了平均地權十六字綱領。 1906年,萍(鄉)發生起義,同盟會派人到湖北應戰。 由于叛徒背叛,1907年1月,日知會組織被破壞,劉靜庵不幸被捕。 面對敵人的酷刑,劉靜庵慷慨激昂,死于獄中。 大義凜然的革命精神如觀劉靜庵之死,對董必武產生了影響力,董必武把劉靜庵視為自己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老師。

◆湖北省文普通中學的校址。
追隨孫中山革命多年失敗了。 1910年,董必武就讀的文普通中學堂更名為湖北省城第一中學,今年10月,董必武以最佳等5名中的第一名從省城第一中學畢業。 當時的湖廣總督在對宣統皇帝的奏上演奏董必武為拔貢。 董必武可以繼續讀書,但由于家庭無法養活,董必武只好輟學回家鄉代四叔在麻城高等小學教國文課,之后在黃州府中學教英語和國文課。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此后短短兩個月內,全國共有13個省、上海市和部分省的州、縣宣布起義。 武昌起義的第三天,得到消息的董必武剪下頭上的辮子,立刻趕到武昌,在剛剛創立的湖北軍政府軍務部當秘書。 在此期間,清政府召集重兵反擊漢口,起義軍和清軍在劉家廟和三道橋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 董必武不顧生命危險迅速從武昌趕到漢口參加兵站事業,組織了支援前線起義部隊的后勤供應。 此后,由于清兵援軍持續增加,漢口、漢陽相繼堅守,武昌淪為孤城,局勢十分危急,董必武積極投身武昌戰役。 在全國各地的支持下,保衛武昌的戰斗終于取得了勝利。

1912年4月1日,孫中山正式辭去民國臨時總統職務,由袁世凱接任。 隨后,同盟會部分主要領導人開始轉向議會斗爭,湖北黎元洪和袁世凱相互勾結,排擠辛亥首義元勛孫武、張振武等革命黨人,董必武也被開除。 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凱派遣的人暗殺后在上海。 孫中山聽到消息后,從日本返回上海,接著發動了武裝國民黨人民進行袁討的第二次革命。 為了應對孫中山的第二次革命,董必武和湖北革命黨人積極進行了準備。 二次革命失敗后,黎元洪大屠殺湖北革命黨人,董必武、詹大悲、張國恩等革命黨人不得不離開湖北逃到上海。 1914年1月,董必武在朋友的幫助下遠渡日本,進入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法律系。 在日本學習期間,正好孫中山也在日本,孫中山忙于重組中華革命黨。 當時革命正處于低潮期,許多革命黨人由于二次革命的失敗而失去了對革命的信心,因此加入孫中山中華革命黨的只有幾百人,但在孫中山革命十分困難的情況下,董必武毅然加入了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

董必武在學校主修法律,積極投身于中華革命黨在日本組織的各項革命活動。 1915年6月,董必武、張國恩奉孫中山之命回國。 他們經過上海后很快返回湖北,開始策劃反袁的秘密軍事行動。 在武漢,董必武發現了老朋友李愈友。 李也是革命黨人,曾任武昌南湖炮兵團長。 兩個密商是怎么鬧事的? 然而,不久董必武在武昌的活動引起了敵人的觀察,處境危險的董必武潛入家鄉黃安在縣高等小學堂代四叔上課,因叛徒告密供出董必武是中華革命黨人,黃安縣長王立廷將董必武抓進監獄。 之后,黃州府中學校長陳逵九被救出,董必武被保釋出獄,但董必武仍在反動當局的嚴密監視下,甚至連一步都不準離開該縣。 袁世凱稱帝后,董必武是孫黨人,因圖謀不軌罪再次入獄,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去世,董必武再次被釋放監獄。

1917年2月21日,董必武離開武漢赴日本參加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法律系畢業考試,考試合格后,董必武畢業回國,在張國恩和武昌開律師事務所,他們以律師事務所為掩護進行革命活動,用律師事務所的收入填補革命活動經費。
◆李漢俊
3、李漢俊是他的馬克思主義啟蒙老師。 在上海的時候,董必武、張國恩住在法國租界漁陽的孫中山租的房子里。 正好和李漢俊、詹大悲為鄰,他們是湖北同鄉,所以彼此來往非常密切。 1890年4月,李漢俊出生于湖北潛江教師家庭,1902年李漢俊在哥哥李書城、摯友吳祿貞的幫助下留學日本,1918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獲得工科學士學位。 在校期間,李漢俊結識了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并受到其影響。 1918年年底李漢俊回國,與同鄉詹大悲同居,在上海法租界漁陽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傳遞。 董必武認識李漢俊后,李漢俊將向董必武、張國恩等介紹俄羅斯十月革命,并向他們介紹反映新思想、新思潮的日語書籍和雜志《馬克思資本論入門》、《黎明》、《改造》、《新潮》等。 董必武如饑似渴地研究李漢俊從日本帶回的馬克思主義的書,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這樣在李漢俊的影響下,董必武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 雖然在年齡上李漢俊比董必武小4歲,但董必武依然把李漢俊尊為馬克思主義老師。

關于董必武出席中國共產黨的較大身份,有兩種說法。
①董必武作為武漢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出席了中國共產黨。 根據日本人石川禎浩寫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武漢、長沙、濟南都曾派出代表到中共&lsquo。 一是由于這個原因,這些城市中肯定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共產主義組織。 但是,他們的活動受到陳獨秀等的影響而展開,其規模比上海、北京、廣州還要小,留下的資料也很少。 就黨和團(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關系而言,甚至上海、北京、廣州在初期也很難分開,其他地方城市只有一點團組織活動的痕跡,但團組織輪廓不清晰,特別是) … … 換言之,武漢和長沙共產主義集團資料中的‘ 小組,大部分‘ 黨的意思。 在這篇文案中,石川禎浩認為在中共第一大前,武漢的早期共產黨組織不存在,只存在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董必武也推斷武漢社會主義青年團派出的代表應該出席中共第一大。

查閱當時遺留下來的俄語資料,可以正確地確信中國共產黨第一大前,武漢存在著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 1920年,俄羅斯設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中國等遠東國家共產黨的建立工作,主管工作由施密特基負責。 舒亞茨基在《中國青年革命運動(實務報告摘要)》中收錄了武漢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會議及其后幾次會議的議事記錄。 根據舒茨基的會議記錄,武漢社會主義青年團舉行成立會議是在1920年11月7日,董必武、劉伯垂、張國恩、包惠僧、鄭凱卿等18人參加的這次會議上,有董必武、劉伯垂參加。

關于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以前流傳的說法是1920年秋在上海共產黨發起集團的推動下建立的,據說是上海李漢俊和董必武約定,董必武回到武漢建立的。 也有說法是從廣東回到武漢的劉伯垂在經過上海時加入了上海共產黨的發起集團,之后受陳獨秀的委托回到武漢建立了武漢的早期共產黨組織。 但是,日本人石川禎浩認為,這些說法基于董必武、包惠僧的回憶錄,至今無法驗證其真實性。

②董必武作為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代表出席了中國共產黨。 董必武在認識李漢俊后,回到武漢后積極培養革命力量,努力建立武漢早期共產黨組織,其表現有兩點。
第一、董必武為了培養革命中堅力量,創辦了私立武漢中學校。 為了傳達馬克思主義,董必武與李漢俊、張國恩、詹大悲多次商量后,認為應該先辦報紙和辦學校兩件事。 他們一般認為辦報紙更容易,社會影響也更大。 他們給報紙起名叫“江漢日報”,還制定了報紙的制作章程、宗旨、組織方法和募捐章程,但最終由于經費困難,報紙的制作計劃流產了。

1918年8月,董必武、張國恩離開上海回到武漢,住在武昌巡道嶺湖北省教育會,他們開始上學。 當時武漢的情況有利于學校的運營,很多中級學校畢業的學生找不到工作,辦私立學校聘請老師很容易,武漢的私立中學很少,招生也很容易,于是他們決定辦私立中學。 經過緊張的準備,1920年4月10日,私立武漢中分校正式入學,招收甲、乙兩班學生。 學校里實際主持教務的是董必武。

武漢中學校除了學生的考試費、學費低外,教職員工也是低工資或低工資。 董必武親自擔任兩個班的國文科目,他仔細選擇和編輯了國文講義,仔細觀察了文案的思想性。 董必武還邀請了許多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到學校任教和講課。 武昌高等師范學校英語系的陳潭秋在武漢中學的準備過程中參加了研究討論,四處奔波,出了不少力。 一成立學校就被聘為英語老師兼乙班班主任,李漢俊也來學校教書,血漿代英、李大釗也應邀到董必武發表演講。 這些進步教師向學生解釋了帝國主義為什么要侵略中國,介紹了俄羅斯十月革命的情況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知識。

1920年春,私立武昌中華大學附中部主任(也就是校長)÷代英等人在武昌創辦了利群書社。 為了對學生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董必武從利群書社及其他渠道與《共產黨宣言》、《俄羅斯新經濟政策》、《共產主義abc》、《新青年》、《共產黨》、《湘江評論》、《自覺》等馬克思列寧的作品取得了進步 編寫《政治問題》讀本的董必武創辦的私立武漢中學校成為革命的大熔爐,之后有5人加入武漢早期共產黨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前武漢9個共產黨集團成員中的中堅力量。

◆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武漢組織共產主義研究小組。
第二,董必武積極組織和建立武漢早期共產黨組織。 中共上海發起集團成立后,其主要成員李漢俊寫信給在武漢的董必武,委托董必武在武漢建設黨組織。 與之差不多,留學日本的湖北鄂州人劉伯垂,在上海和陳獨秀幾次會談后,兩人在日本留學時認識,于是陳獨秀先介紹了劉入黨,然后讓劉在武漢迅速發展黨組織。 劉伯垂回到武漢后,與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張國恩、鄭凱卿進行了多次對話。 1920年10月,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武昌撫院街董必武、張國恩的公寓(這里也是張國恩的律師事務所)開會,參加會議的有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包惠僧、張國恩、鄭凱卿、趙子健等7人,是劉伯垂從上海帶來的中國。 為了不讓劉又介紹的敵人觀察,他們借用湖北省警察廳背后的武昌閱兵馬場多公祠5號作為黨支部機關,在外面掛劉芬律師事務所的招牌進行掩護。 支部成立一個月后,董必武介紹,迅速發展學生趙子健入黨。 黨支部每周開會,有時在董必武的公寓,有時在多公祠5號。 包惠僧說,董必武對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有堅定的信念,律師、教師工作很忙,但多次重復馬克思主義的學習。 雖然他工作很忙,但每次我們開黨的會議,他都沒有缺席,在會上積極發言。

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不久,董必武等人再次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 當時,共產黨組織完全保密,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半公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完全公開,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因逐個黨員聯系而迅速發展。 陳潭秋是國立武昌高師畢業生,他是武昌高師進步學生的包惠僧是湖北省立一師畢業生,他是吸收一師方面進步學生的董必武在武漢中學校、女師等學校任教,負責吸收武漢中學校、女師等學校的進步學生。 社會主義青年團成員以武漢中學和第一師范的學生最多,青年團每周開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議少,每次會議多由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人報告,會議地點均在多公祠5號。

從以上分解來看,中國共產黨第一大前,武漢不僅有共產黨的初期組織,也有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 只是,當時的共產黨組織是完全的秘密,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半公開。 因此,第二種說法董必武作為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代表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大是合適的。

1、長大后,董必武提議與孫中山聯合,也參加了大會文件的起草。
1921年6月,董必武接到上海黨組織通知后,邀請武漢黨組織派兩名代表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隨信寄來200元旅費,最后從武漢派董必武、陳潭秋到上海出席。 兩人坐船從武漢出發,來到上海后,住在上海法租界的蒲柏路博文女校內。 那一年,董必武35歲,是13名代表中僅次于何叔衡(何叔衡45歲)的年齡。 隨后,張國燾大會主席對董必武作了如下評價。 大大咧咧留著八字型的胡子,就像老學研究一樣,只有在言談中才能稍微表現出革命家的倔強。 大會期間,包惠僧等人認為孫中山和北洋軍閥一樣,說大話,在廣東搞軍事獨裁,不同意與孫中山聯合。 董必武對此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孫中山不是軍閥,黨將聯合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反對共同的敵人。 董必武還向大會報告了武漢黨早期組織的情況。 受大會委托,他參加了大會文件的起草工作,并與李漢俊一起起草了給共產國際的報告。 在報告中,董必武旗鮮明地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戰斗口號。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大會閉幕后,董必武回到武漢,以武漢中學校、湖北一師等學校為陣地,積極迅速地發展黨員,在湖北大地上傳遞了革命的火種。

2、董必武給何叔衡的回復,成為最早介紹中國共產黨的珍貴資料。
◆何叔衡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有意義。 為了重溫這段歷史,董必武作為當事人,從1929年到1975年4月去世,他積極回憶一大當時的情景,收集資料,比較分解,在模糊的歷史上呈現出清晰的一面。 1929年,董必武、何叔衡、張國燾三位代表齊聚蘇聯莫斯科。 當時,董必武、張國燾是列寧學院英語班的學生,何叔衡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在這期間,何叔衡聽了兩次張國燾關于建黨初期情況的報告,認真寫了筆記。 為了驗證張國燾講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大會議的具體情況與自己記憶中的情況是否有很大不同,1929年12月26日,何叔衡向在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的董必武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大召開的日期、參會代表、會議議題和文案。 寫信詢問大會是否發表宣言等5個問題,而且這封信是張國燾寄給董必武的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給何叔衡寫的回信,介紹了大型會議的時間、與會者、會議的復印件和會議地點等5個問題。 1、大會將于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 2、參加會議的有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后來成為反對派]]、上海代表[李漢俊、李達[二李早經除黨]、廣東代表[陳公博[早經除黨]、包惠僧[1927年脫黨]、湖南代表[毛澤東、何叔衡] 一些職工運動主張職業聯合,另一些則主張產業聯合。 決議是產業聯盟。 (我不太記得是誰提出了什么主張。 )關于與其他政黨的關系,有人主張共產黨員必須脫離其他政黨的關系,也有人主張共產黨經非黨許可,不得兼任其他政黨的黨員。 決議是黨員不得跨越任何黨籍。 關于在政府中作為事務官的問題,有人主張絕對不允許,也有人主張只有得到黨部的許可才能成為事務官。 決議是絕對不允許的。 后兩個問題大概是上海方面的代表和決議草案的精神不一致。 4、會場租用了漢俊的住宅,去最后一次會議的時候,突然被偵探知道了,沒開成會議,李寓就被搜查了。 時隔一天,到達嘉興東(南)湖船,我們就要結束駕駛了。 5、大會沒有宣言,只是向國際發表了一個中國情況的報告。 報告是李漢俊和董必武起草的,經大會通過。 不知道這個資料在國際上還保存著嗎? 上面的東西是我記得的。 國燾同志還記得很多事,請問他。 我知道更詳細的事情。 (《永遠的叔衡》,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49-50頁) )由于何叔衡給董必武的信丟失,董必武給何叔衡的這封回信成為最早介紹中國共產黨的寶貴資料。

3、與毛澤東商量后,將7月1日定為黨成立的紀念日。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黨中央終于迎來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 1937年美國女作家尼姆·; 威爾士和埃德加&米德; 斯諾訪問延安,董必武見過尼姆·; 威爾斯、董必武談武昌起義、孫中山的軍事聯盟、共產黨創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武漢四個問題。 其中,《共產黨創立》提供了一條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大新聞。 1938年春,為了進一步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影響,聚集全黨,毛澤東等人決定組織黨的成立紀念日活動。 為此,毛澤東詢問董必武一大賽是什么時候舉行的。 董必武只是在1921年7月的某一天提供的,具體的日子記不住了,沒辦法。 最后由毛澤東提議,將7月1日定為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紀念日。

隨后,1956年,董必武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的1960年9月5日,董必武在回復中央檔案館籌備處辦公室的1961年4月11日,董必武在與中央檔案館同志座談時發言; 1971年8月4日,董必武寫的《講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湖北共產主義集團的情況》都提供了中國共產黨巨大的回憶資料。 總結起來,董必武提供了三條重要新聞。 一個是‘ 大代表是13人,不是12人; 第二,‘ 一個是1921年7月召開的,真正召開會議的那天,都不能說對。 ; 三、‘ 一大就是所謂的‘ 第一個黨綱和‘ 最初的決議只討論并通過了一個宣言。

◆1964年4月5日,中共第一代表、當時的國家副主席董必武重訪南湖。 照片是為了董必武先生和夫人在紀念船上留下照片。
4、拍攝了一間大會議室,定在原望志路106號樓下的客廳。
1952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一大會議場經過初步修繕,向內部開放。 當時,根據大代表李達等人的回憶,將大會議室布置在興業路78號(原望志路108號)的樓上。 為了徹底恢復革命舊址當時建筑物的樣子和陳設品的布置,1954年3月,中共第一大會址紀念館邀請薛文淑到上海。 薛文淑是李書城的妻子,也就是中共第一大代表李漢俊的嫂子,也是中共第一大會所房屋的主人。 薛文淑仔細看過大型會所的內部建筑結構后,對紀念館的工作人員說:“當時他們住在這里。 其中106號樓上是李漢俊的臥室,108號樓上是薛文淑的書房,108號樓下是傭人的居室,106號樓下是客廳。 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們正在客廳開會。 當時,家里只有一張放在樓下客廳的長餐桌,成了一張大會議桌。 因為樓梯很窄,所以這張長餐桌沒有搬到過樓上。 隨后,一家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又來找代表周佛海的中國共產黨妻子楊淑慧。 然后,大會場被楊淑慧發現了。 楊淑慧看到后也對紀念館工作人員說:“當時的會議室在樓下的洗衣房里。” 中國共產黨代表包惠僧一定也在樓下開會。

紀念館工作人員對大代表和當事人的各種回憶感到非常困擾。 正好那個時候,1956年2月,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董必武來上海視察。 董必武來到了一個大會議場。 他看到修繕后的大會議室在樓上布置著大會議室,向周圍的工作人員說:“當時我們的會議不是在樓上,而是在樓下。 我確信會議室應該安排在樓下。” 后來董必武解釋說,當時和現在不同,人們都有女性,我們為什么要去樓上開會? 另外,外國人也參加了我們的會議。 最后一個大會會場采納了董必武提出的建議:把會議室安排在樓下。 此次中國共產黨第一大紀念館視察之際,應紀念館邀請,董必武為紀念館題詞開場也很簡單,結束也很大。 這個題詞來源于《莊子》內篇《人間世》中的話,意思是有些事情開始的時候很少,但是后來迅速發展壯大了。 董必武在紀念館的標題中也寫道:“如果馬列主義在勞動人民中有流傳的人,革命的道理就會在大眾中間扎根,大眾的革命運動就會繁榮起來。”

5、董必武根據記憶還原嘉興南湖游輪。
因為大型的最后一次會議是在浙江嘉興南湖的游輪上召開的,所以中央決定在嘉興建設南湖會所紀念館。 1959年3月,中共嘉興縣委推進部將恢復的艦船模型和圖紙提交中央有關領導審閱,董必武仔細查看了所送艦船模型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隨后,根據董必武的建議,嘉興縣委推進部復制了游輪。 1964年4月5日,董必武再次來到南湖視察。 他仔細看了游覽船后,說:“這艘船是根據我的回憶建造的,成功了。 董必武想起了當時一大召開時,南湖突然下起大雨,湖水起伏,代表們在游輪內秘密集會。 于是董必武為南湖紀念館題詩題字。 革命的聲音傳到畫舫中,共產黨誕生慶祝工農。 在清明節正當中,煙雨迷蒙造訪了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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